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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貴峰

　　8月7日，住建部正式批準立項的《中國城市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研究》課題就課題組，大綱向公眾征求意見。征求意見稿建議進行城市“大城管”改革，成立一個由市長牽頭的城市管理委員會，城管直接由市長掌管負責，改變以往城管歸屬混亂等狀況。同時指出，應通過給予弱勢群體盡可能多的實際可分享空間，來化解城市公共空間管理矛盾。（8月16日《成都商報》） 

　　眼下，全國許多地方都在陸續推進“大部制”機構改革。基于這種背景，將城管作為機構改革的一部分，也納入到“大部制”體系中來、統籌規劃，改變“一直以來，城管的歸屬非常混亂”的現狀，推行“大城管”，應該說，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未來的“大城管”究竟應該在哪些方面體現它的“大”，或者說“大”在何處呢？

　　從住建部官員和媒體報道提供的情況，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大城管”之“大”似乎主要是這樣幾點：首先是，城管機構行政級別、官階地位的增“大”——如“大城管主任必須由市長兼任，分管副市長任副主任”，“有條件的省可設立城市綜合管理局，作為建設廳二級局或省政府直屬局”。其次是，城管職能職權范圍的擴“大”——如“將一個城市多部門的城市管理職能協調統籌”，“整合以前城管綜合執法局、環衛局、園林局、市政局、愛衛辦等部門的職能”。

　　不得不說，無論是就城市管理本身的科學性，還是大部制機構改革內在的根本價值取向而言，上述這些級別官階增大、職能權力擴大，均并非“大城管”之“大”的關鍵和要害，甚至完全可以說是“大”的不是地方。

　　既往的無數經驗表明，真正科學健全的城市管理，絕不僅是政府一家的事情，更不是單單依靠行政權力、執法強力便能達到和實現的，而政府、權力之外的社會力量的廣泛自覺參與、民間權利的充分自治自為，實際上才是更為關鍵的基礎和前提。而此前我們在城市管理上的最大教訓——城管活動總是被搞得“劍拔弩張”的根源正在于：一方面，我們的城市管理主體太過單一（高度依賴于政府自身），另一方面，這單一的管理主體，又往往過于迷信“執法—權力”這一同樣單一生硬的管理手段和方式。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包括政府機構改革在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根本趨勢、目標，也不允許大部制框架下的“大城管”主要去追求以機構升級、權力擴張為特征的“大”。相反，精簡壓縮政府機構、簡政放權、提升公共服務效率，恰恰才是“大部制”機構改革所以為“大”的核心所在。

　　由此可見，“大城管”真正的“大”，其實應該是推進政府職能轉化基礎上的服務為“大”——強化和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減少過多過濫的行政管制、行政干預，同時也應是理順“權利—權力”法治關系基礎上的權利為“大”——充分尊重在社會治理過程如城市管理過程中，權利的自主自治能力，讓政府權力始終對公民權利保持高度敬畏和依從，除非不得已，盡量少用慎用權力強制力。

　　（作者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