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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舉行的2009年中國城市發展高峰論壇上，中國社科院發布了《城市藍皮書》，對城市化進程和城市發展做出了評估，報告稱:“城鎮化繼續快速推進。至2008年底，中國城鎮人口突破6億，城鎮化率達到45.7%。”

　　過去30年，尤其是1996到2003這8年中，中國的城市化速度的確異常迅猛，城市化率從18%提高到近一半。然而報告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從2004年起，城市化速度已明顯放慢，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10個百分點的速度遞減；更重要的是，此前以青壯年主動進城打工為主的城市化模式正在改變，城市化率提高的動力逐漸轉變為農村老人的故去，和農村核心家庭的遷離而被動跟隨進城。這兩種城市化的性質截然不同，這一轉變將帶來的經濟后果還有待探討。

　　第一階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從農村吸走大批16到45歲的青壯年，且年紀越輕吸走的比例越高；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由于戶籍制度、學籍限制和其他城鄉障礙，進城者多數將孩子留在農村，結果是，一方面城市獲得大量青壯勞動力，盡享人口紅利，而同時農村卻逐漸成為老幼病弱者的留守之地；到2000年，城市20到49歲人口的比例為55%，已經比農村高出8個百分點，5年之后，這一差距繼續拉大到52%比42%，目前，農村每3個人中，大約有1個小孩、1個老人和1個青壯年；單以青壯年論，城市化率在2005年便已超過50%，目前應不低于55%。

　　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有能力且有意愿進城打工的青壯年越來越少。同時，1990年代城市化高峰期中進城的那些人，他們的孩子正開始離開學校；第一代移民當初是因為城里有機會才離開農村，第二代則不同，由于他們所在的核心家庭已不在農村，他們進入就業年齡后，很少會選擇留在農村與老人為伴；這樣，即使在城市看不到就業機會，他們也會進城；同時，當初留下的老人們或終老于鄉村，或者為幫助子女料理家務和撫養孫輩而遷居城市；上述兩種被動進城將構成第二階段城市化的主要部分，目前這一轉折看來已經開始。

　　第二階段城市化并不與工業化相同步，極端地說，它是為進城而進城，這對于城市的繁榮和穩定將是很大的挑戰；缺乏相對應的工業化水平而超前發展的城市化，曾給許多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煩惱，這已經成為許多經濟轉型失敗國家的標志性特征，從非洲、南亞到拉美，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墨西哥城聚集了全國近1/3的人口，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聚集了1/5，從孟買、達卡、雅加達，到開羅、拉各斯，許多不發達地區都在短短幾十年里冒出了一個個人口過千萬的超級大城市。

　　仔細觀察那些脫離工業化進度而超速膨脹的城市，可以發現它們背后的一個共同點:農民缺乏權利，他們對其農村土地的使用權的行使是有限的，在城市又缺乏自由經營和組織自治社區的權利，戶籍制度是個很大的障礙。城市化必定伴隨著農業的規模化和商品化改造，在發達國家，工業化給城市帶來機會的同時，農業的現代化改造也給農村帶來了大量投資機會；然而這樣的改造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人們對前景缺乏信心，那么沒人愿意做這樣的投入；并且，農村向現代商品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也依賴于社區自我組織的能力，否則大量新出現的公共事務將得不到有效處理；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農民的選擇便是涌入城市。

　　更重要的是，國內不同地區發展越是不均衡，一些地區經濟運行和投資機會越是受管制的國家，農民越傾向于涌入個別發達的中心城市。因為唯有基礎設施發達的地區和城市，投資機會越多，謀生機會也就相對較多。這就令發展中國家出現大批大都市，第二波城市化將帶來的問題，不可小視。本質上，切實保護農民對土地的權利、自由遷居和經營的權利、自我組織和管理的權利，才能從根本上預防城市的不良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