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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鵬：中國問題從荷蘭找到答案
1982年工會、雇主和政府達成了《瓦森納協議》(Wassenaar)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這種“社會共識”下的工資協商制度完全奠基。工會承諾不會過度要求漲工資,但要求政府保證貨幣政策的穩定,不能讓通脹吞噬有限增長的購買力水平。另外,工會要求既不能存在“懶惰享受保障的窮人”但也不能存在“越工作越窮”的美國現象。而荷蘭政府則通過削減公共支出、適度減稅和嚴守財政平衡的方法來支持適度工資制。 DanielvanVulpen還向我詳細介紹了荷蘭的彈性就業制,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制度,即鼓勵企業提供不同時間期限的工作崗位,有全日制的也有部分就業的。部分就業者大部分是婦女,VanderLann市長說,“原本荷蘭的婦女運動很落后,當全世界在60年代都女權的時候,荷蘭人沒有。而在80年代女權主義偃旗息鼓,荷蘭卻被觸發了。”女性主義運動帶來的一個后果是,荷蘭將部分就業制變成一種普遍性的機制:在勞動生產率一定情況下,減少每個人勞動時間,由多人分享一個工作。人們可以選擇一天8小時,也可以選擇一天4小時,只不過拿到手的工資會減掉一半。單位時間內的福利是平等的(一種新穎的同工同酬),這避免了過度龐大失業人口因找不到工作,整天困在家里,脫離社會。所以,荷蘭的勞動參與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生產率總體水平也非常穩定,因為一旦雇員覺得厭倦,他可以退出,讓精力旺盛的人接著干。 謹慎的養老金改革 當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發生的時候,希臘政府不得以削減養老金福利,這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面對希臘、西班牙這些“笨豬”困境,歐盟表示,所有成員國都應當吸取教訓,同時應當向荷蘭的養老金模式“看齊”。 其實,養老金問題不僅南歐,而是世界性的問題。中國的養老金體系也讓人擔憂,很多賬戶是“空轉”的,年青人繳費,但很多錢被老年人用掉。由于中國70年代-80年代有一個龐大的生育高峰,足夠多的青年人可以“負擔”老年人的養老金,勞動撫養比暫時不成問題,但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老齡化的問題將在20年內變為極為棘手的問題,如何重構中國的養老金體系則變得非常迫切。 荷蘭金融中心項目經理KoenAdvocaat對我說,“荷蘭養老金體系之所以還比較健康,一是它在二戰后就迅速建立,現在退休的老人在年輕時都加入了養老金體系,沒有空轉的問題。其次,荷蘭養老金體系層次豐富,但非常保守。” 荷蘭養老金體系跟中國類似,由三部分組成:基礎部分(強制且平等)、企業年金部分和個人商業保險部分。其主體是DB模式,即退休金是根據服務年限和在職時的工資水平確定的。最有意思的是企業年金部分,它遵循一種“行業間不同,但行業內平等”的理念,也就是說,金融業內的年金可能和制造業有較大的差異,但是金融行業內部的年金水平是大體相近的。 DB模式對應的是漫長而低微的積累率,但是它運作正常的條件是:“預期壽命不變”。DanielvanVulpen對我說,“荷蘭模式如果在一個穩定的生命表里面是有效的,但荷蘭的醫療和國家環境讓居民壽命不斷延長,過去平均壽命60多歲,現在男的80歲才逝世,女的則會活到85歲。我小時后,外公外婆50多歲,但樣子已經很老了,但現在我的孩子4歲了,但是他的爺爺奶奶并不覺得自己老,而且穿衣服穿得很潮”,生命預期的突然性延長會打亂DB模式,這意味著會存在養老金缺口。“要知道荷蘭維持較高的福利,但一直又不斷下調稅率,來增強國家吸引力。如果這種情況延續下去,荷蘭的財政穩健將會動搖。荷蘭,要不削減福利,要不就要延長退休年齡,要不就提高在職員工的繳費率,要不就讓養老金變得略微投資性一點”。 現在,荷蘭年金改革在DB基礎上,吸引一些DC計劃的因素,即讓養老金的發放標準部分地取決于年金基金的投資回報率。同時,取消養老金和物價指數同步的關系。也就是說,個人會冒一點點投資的風險,同時,個人將承擔物價上漲的所有風險。這種改革的導向很明確,就是物價穩定比投資正確更重要,這意味著民眾將會更加青睞穩健的貨幣政策,而不是放任貨幣政策擴張,來刺激經濟,盡管這個過程中投資回報會高一點,但長期來說,物價將吞噬掉DC的優勢。另外,工會是不偏不倚的,它不會同意在職工人承擔費率上漲的壓力,而是要求退休人員和在職職工公平地分擔風險。 “多元”的房地產市場 荷蘭的房地產市場讓人感到驚奇,因為住宅的觀念在這里被拓寬了,荷蘭不僅有商業住宅、社會住房(保障房)這種一般意義上的不動產,竟然還允許有“動的不動產”,比如船屋(boathouse)、房車(trailer)、甚至在水中的浮動房屋。而在我們的觀念里,房和地是聯系在一起的,但是,荷蘭多元的房地產形態讓這一理解變得“凋零”。 由于阿姆斯特丹非常自由寬容,它對合法建筑的理解不是形態上的,比如“蛋形蝸居”、“集裝箱蝸居”在中國是刺眼的,而在阿姆斯特丹則是允許的。物理形態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出現在合適的地點上,所謂“合適”就是符合規劃得到許可。政府甚至會為這些得到批準的奇特“房屋”提供基本連接設施,比如電力線路等等。 DanielvanVulpen對我說,阿姆斯特丹因為傳統原因,跟荷蘭其他城市不同,它的土地制度其實有點像中國,“人們購買的并非土地永遠產權,而是有期限的使用權,阿姆斯特丹大部分出售的是50年土地使用權。你可以購買一個大區域的土地使用權,然后你做一個合適的規劃,將土地劃分細塊再出售出去,像船屋就是購買一塊水域的使用權,一般是3-5年,將船改造成屋,可以自住也可以出租。” 阿姆斯特丹鼓勵多元化的住宅出現,因為它是歐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它的住宅中30%是社會住房,而且都是廉租房性質,“比如市場一般住宅租金是800-1000歐,而社會住房的租金只有200歐”,DanielvanVulpen說,“政府鼓勵人們擁有自己的住房,但不限于不動產”。簡單地說,阿姆斯特丹的啟示是,即使土地并非私有而是租賃制的,也可以通過鼓勵多元化的住宅形態和產權拆分來達到合理利用,從而刺激出更多的住宅產品,來解決居住問題。居住權的真正含義是,人們可以在其限定的經濟條件下,服從城市規劃,得到恰如其分的居住形態,甚至創造出新的低成本居住場所。 規劃是城市化的“靈魂” 中國的城市化是世界上最激進匆忙的城市化運動,當一個超級城市崛起后,人們突然感覺,這個城市是被硬性“堆”出來,而不是從容生長出來的,“大城市病”是一個醒目的特征。 負責阿姆斯特丹城市圈zudias地區規劃的PaulLuijten先生說,“我非常羨慕中國的發展速度,但我們寧愿選擇一種很細致的城市規劃水平和較慢的速度”。zudias在阿姆斯特丹南部,它是一座新城,將會給世界上最頂尖的公司提供物業。 zudias地區可以說是“smartcity”的代表,它的用心良苦到令人驚駭的地步。由于它位置非常好,離史基浦機場不過6分鐘路程(1.5小時到達布魯塞爾,到巴黎僅需3小時),土地非常稀貴,為了節約空間,它將大量基礎設施埋入地下。 它的雄心驚人,它要保留荷蘭式傳統道路格局,同時要有前所未有的建筑密度。既要保持商務高端,也要保持包容和開放性,無論是富人窮人、移民土著、保守人士和進步人士、藝術家、學生和流浪漢,都能在這個區域感到很從容。它將10米內的樓層空間都設計為公共領域。它沒有那種量身訂做的空間設計,比如我們常常見到一個新區會用步行街來排除其他交通方式。但在zudias,用街道網格的方式來界定城市街區,并建立一個廣闊的綠色休憩場所,來方便所有人的休息和通行。所有的建筑都是一個冷熱能源循環收集利用系統,離zudias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湖,它將冬天的冷源存儲到來年夏天使用,地下的天然蓄水池也將能夠用來保持水溫達數月之久。 PaulLuijten說,“zudias現在只建成了很小的一部分,它是一個將會持續30年的項目,我們會非常細致地做它”。
編輯：an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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