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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若干年來，北京舊城早已明令保護，仍被拆毀不止，一個文化古都就是這樣一天天失去風韻的，再加上畸形建筑的頻頻出現，應當引起深思！”近日，兩院院士吳良鏞指出，中國的城鄉建設正面對著最優越的機遇與最尖銳的矛盾，而人們雖然對中國建筑市場熱火朝天背后的負面因素有所認識，但是公開的討論很不足。他建議構建人居環境科學、設立城市總規劃師，對城市發展進行專業、整體的統籌。

　　畸形建筑將成為時代傷疤

　　最近幾年，中國城市的“畸形建筑”頻出。吳良鏞開玩笑說：“有些建筑我們得請心理學家來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數量和規模擴張驚人。僅2007年，城市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超過11.7萬億元，約為改革開放初期的150倍；全國城鎮建筑年竣工總面積達10多億平方米；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9％。如今，中國的上海—南京—杭州、香港—深圳—廣州、北京—天津地區都是人口超過2000萬的特大城市區域。其中，1980年上海市18層以上的房子只有121幢，而到2006年達到10045幢；北京的建筑量每年達5000萬平方米，相當于一個舊城的建筑量。

　　吳良鏞回憶，早在1956年前后，針對當時城市建設中出現的規模過大、用地過多、標準過高、求新過急的現象，曾提出所謂的“反四過”。50多年后，我國再次面對同樣的問題。

　　同時，建筑市場的興旺使得國際建筑事務所紛紛搶灘中國。吳良鏞表示，中國簡直成了“外國建筑師的試驗場”——在西方往往只是書本、雜志或展覽會上出現的畸形建筑，現在在中國的一些特大城市真正蓋了起來。他說：“這些畸形建筑結構動輒花費十幾億、幾十億，我想請建筑史家和建筑經濟學家來研究一下，中國是不是已經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費國家。”

　　追求高樓大廈的現代建筑使得我國城市“千城一面”的現象嚴重，同時，我國的舊城歷史風貌遭到了極大破壞。吳良鏞介紹，從20年來的空中影像圖可以清楚看出，拆毀北京舊城的行動一直在進行中，至今還在繼續。

　　“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是極其錯綜復雜的。”吳良鏞指出，“是全球化積極作用與負面影響的產物，是建筑界思想混亂的產物，也是我們社會包括我們同行們'造神運動'的產物。”他認為，那些用中國人民的血汗澆注的摩天大廈今后將成為時代的“傷疤”，永遠記錄下我們的傷痛。

　　保住18億畝耕地

　　面對中國這樣大規模、高速度的發展，吳良鏞表示：“如果仍然習以為常地、孤立地論建筑、論城市，而不從城市化考慮，顯然難以得到全面的結論。”

　　被譽為20世紀最具世界聲望的城市規劃思想家的芒福德曾說：“真正的城市規劃必須是區域規劃。”吳良鏞說：“根據我個人最近20多年來對區域規劃的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區域規劃研究是必要的、可行的、有益的。”

　　吳良鏞指出，以區域的眼光發展要注意幾點：一、處理好建設用地與非建設用地的關系，特別在經濟發達、城鎮密集地區，要實現“農田集中”；二、考慮大中城市之間的相互聯系，預留快速交通系統發展的空間，特別注意區域空港、海港、河港的布局及其與快速交通干道的銜接與樞紐的建設；三、在城鎮密集地區，要重視交通網絡與其節點上的城鎮、居民點的布局結構；四、對濕地、山林、風景名勝地區加以保護、整治，警惕肆意開發而逐步“城市化”，喪失文化蘊涵。

　　盡管我國采取了世界上最為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但目前效果甚微，尤其是耕地銳減之勢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在報告中，吳良鏞向聽眾展示了幾張自己在農村考察時拍的照片——由于農村緊縮，農村人口實行定點居住，很多農民在漂亮的公寓樓前的機動車道上曬谷子；用小區中的景觀水洗衣服；老年人不愿意住樓上，干脆住在一樓的車庫……

　　吳良鏞表示，在加強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不要讓農村失去應有的作用。他指出，中國歷史上，“縣”一直是中國農業社會最基層的行政單位，注重壯大縣域經濟是當今全球化形勢下最基本最安全的對策之一。但在過去的工作中，一個缺陷就是孤立地進行城市規劃與農村居民點規劃，整體研究很少，長期以來對地方、基層研究相對不足。

　　“我對中國城鎮化道路的設想就是，一方面，大中小城市的崛起，特別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發展，這是全球化、全球貿易、全球交流的要求。農民進入到大中城市中去，促進經濟進程中的生產要素轉移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在廣大農業區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還需要保持住大量的農業地帶，要保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重點考慮縣城—重點鎮—集鎮對農村區域的帶動作用。”吳良鏞說。

　　構建人居環境科學

　　“生態承載能力”的概念是由加拿大生態規劃學家Rees提出，他指出“北美要3個地球的資源來供他們揮霍”。面對日益突出的資源、能源問題，吳良鏞指出，中國城鄉建設中的最大矛盾就是用最短缺的資源負擔最大的建設量。他表示：“城市分散、汽車化、郊區化、高級別墅、摩天大樓……西方這一套不能照搬，矛盾重重，學不起！”

　　吳良鏞認為，今年中國接連遭受的冰凍和地震兩次自然災害，就充分顯示了當前人類面臨災難的脆弱性。他指出，雖然科學技術水平在不斷提高，但我國的建筑規劃決策、城市的整體規劃與設計每每缺乏科學的論證。“中國現在不是沒有規劃！”吳良鏞說，“規劃多得是，不是領導不重視規劃，有些人口口聲聲要加強規劃，但是地方意志、部門意志、長官意志影響太大。”

　　“我國在大型公共建設中由于各部門各專業的分頭籌劃建設，一般與相關專業協調配合不夠，建成后矛盾暴露，需要長期的調整。這方面現象甚多，舉不勝舉。”他說，“這些年我參與國民經濟建設，感覺到部門的、分散的行為越來越厲害，城市發展缺乏應有的整體的戰略和總體協調。”

　　為此，吳良鏞建議，要加強總體設計，從空間上整合多方面發展需求，推進空間研究，走向戰略空間規劃。具體來說，應發展構建在多學科的綜合、融貫之上的“人居環境科學”，同時在少數城市工作中進行試行城市總建筑師、城市總規劃師、城市總工程師制度，對城市發展進行整體的研究、決策和管理。

　　他介紹，城市總建筑師、城市總規劃師和城市總工程師是一種世界上較為流行的制度，德國、法國、英國、美國和俄羅斯等許多國家的城市政府都普遍采用，在保證城市整體、協調、有序發展及形成完整的城市面貌方面，已經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

　　不過，吳良鏞同時指出，目前我國可以勝任該職位的人才匱乏。

　　另外，他表示：“人居環境理所當然地屬于科學的前沿，但是尚屬亟待發展的科學前沿，對它的認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無論專業工作者還是全社會，包括決策者都是如此。”

　　在他的設想中，人居環境科學不是企圖建構一個龐大、僵化的學術體系，而是隨時代需要，組構以解決問題出發的學科群。并且這個學術體系是隨時代需要，在解決時代問題的過程中得以不斷擴大成長創新。“它是一個有機的、開放的、成長中的學術群體。這也是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中不太同意單獨構建'城市學'的原因。”吳良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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