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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屆威尼斯國際建筑雙年展將于2008年9月14日至11月23日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舉辦。此次雙年展中國館的總主題為：“普通建筑”。展覽由張永和在處女花園策劃的“應對”和阿城在油庫策劃的“日常生長”兩部分組成。在“應對”部分，張永和邀請了建筑師葛明、李興剛、劉克成、童明和劉家琨參加。

　　“和強調創意獨特的重大公共、文化項目設計不同，普通的建筑總是在應對、協調、周旋各方面因素。我們習慣熱衷那些不普通的建筑，因此有必要觸及什么是普通建筑。通常，設計是建筑師不斷應對業主、基地、造價、規范等條件的過程。這個過程必須具有創造性，否則無法在處理大量事務性工作的同時清醒地追求建筑的目標。因此就像太極，協調是一種周旋的藝術。而其結果便產生現實的普通建筑。另一方面，建筑師通過協調滿足社會需要。因此協調表現為溝通，周旋只能是實現社會責任感和設計思想的手段。應對是策略性的。此外，今年5月四川大地震緊迫地要求建筑師如何應對非常情況。無疑，建筑師們必須跳出常規思維應對建筑技術以及社會經濟體系的挑戰，同時還要與大自然一番周旋。”在闡釋展覽意圖時，策展人張永和如是寫到。

　　非常建筑主持建筑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筑系主任張永和，在2008年由于頗具爭議的SOHO中國前門項目和此次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工作再一次回到了中國公眾的視線中。

　　張永和1993年起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并開始在國內的實踐，1996年底他正式辭去美國萊斯大學教職回國。非常建筑建立后的十年間，張永和曾經以北京席殊書屋、中國科學院晨興數學樓、懷柔山語間、康明斯公司“顛倒辦公室”、長城腳下的公社二分宅等項目和他在北京大學創辦的建筑學研究中心進行的建筑教育改革實踐，成為90年代中國建筑實驗的標志性人物。

　　在中國社會快速的都市化過程和巨大的建筑規模給全世界和中國本土建筑師帶來巨大的誘惑和機會的同時，張永和卻不是以建筑的數量和規模贏得注目的。如果說，90年代還是建筑師個人對于建筑本體進行探索的時期，進入MIT的美國學院教育體系之后，張永和關注得更多的是建筑和城市的關系，建筑在不可避免的都市化過程中的承擔。成立15年的非常建筑工作室，開始介入上海郊區的小城市規劃建設，而SOHO中國在北京前門的項目也更多的涉及了城市的歷史文脈如何在新建筑中體現和繼承的關系。當標志性、炫耀性的紀念碑式的建筑在中國城市以大躍進的方式此起彼伏時，在此次威尼斯雙年展上，張永和提出由“應對”產生“現實的普通建筑”。

　　日前，在北京非常建筑事務所，我們就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構思、SOHO中國前門項目的建筑設計以及張永和在MIT建筑系所進行的教育改革等問題，對張永和進行了訪問。

　　“談判”與“批判”

　　經濟觀察報：這次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題目是“普通建筑”。

　　張永和：對，我們做那個部分叫“應對”。

　　經濟觀察報：1993年你主持的“非常建筑”成立，十年之后，你出版兩本書——《平常建筑》和《非常建筑》。今年你參與策展的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中國館的主題是“普通建筑”。在這15年的過程當中，從“非常”、“平常”到“普通”，你對建筑的定語一直在變化，這個變化的過程是否反映了你看待建筑與環境的關系的變化，或者說是看到建筑本身內涵的變化？

　　張永和：這個變化其實也有也沒有。可以分兩個部分來看，其中一部分盡管提法變了，但是內容并沒有變。取名“非常建筑”的時候，是我們剛開始在國內做。我已經覺得當時國內的建筑很怪異了，比起今天來其實是小巫見大巫。我想這么怪的建筑是主流建筑，那我們做的不怪的就是“非常建筑”了。15年以后，這個現象發展到極致了，現在是主流越來越怪，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觀點是沒有變的。但是什么變了呢？當時我關注的還是建筑本身的問題；而我今天特別關注建筑和社會的關系。今年的威尼斯建筑雙年展“普通建筑”展中，我策展的部分——“應對”說的就是這一點。今天看來，建筑怪不怪異，其實是一個形式的問題，我有我的看法，但這個已經不是我關心的話題了，這是一個真正的改變。你要讓我說那些房子，我仍然覺得特別怪異，但是我覺得它們已經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建筑與都市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去發生關系的。現在很多建筑師、業主、政府官員、開發商等等更出于種種原因，盡管說的都是人本，但是設計出來的建筑和城市恰恰都不再思考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很多人對我們這個行業有特別大的誤解，舉個最典型的例子，經常有人說，你是建筑師，你來給我看看這個房子好不好看。我只能從個人角度來發表意見，但是建筑師做的不是這個工作，我們做的是怎么讓人在房子里生活環境好一點，工作環境好一點，當然也包括心理的、審美的方面。但是，建筑師和媒體把建筑僅僅作為一個文化問題大談特談的時候，我覺得要小心了。

　　經濟觀察報：你在闡釋“應對”展時說過“協調是一種周旋的藝術”。你提到“周旋”的時候，“周旋”的周邊關系是什么？回到“應對”的這個題目，在現在的現實環境中，建筑要應對的對象是什么？

　　張永和：做一個建筑師首先要面對幾個人群，在中國，第一個就是開發商，直接面對使用者的情況很少。然后有一個看不見的、最終端的使用者，就是買房子的，雖然跟建筑師并不直接面對，但是要想著“他”。然后要有政府的批準，有各式各樣的專業人員，從合作的建筑師到工程師，還有其他技術人員，比如能源專家、平面設計師等；然后還有施工單位。在這個合作過程中，建筑師沒有多大權力，全都是談判。這是建筑師要面對的人群。

　　其他還有規范、技術、造價包括城市規劃的問題。要“周旋”就得去和業主談判，和周邊的關系周旋好了，這個項目就能做出來，周旋失敗了，就會兵敗如山倒。

　　前幾年我都要到報紙的房地產版里面去找建筑。其實房地產和建筑的關系是平行的，沒有房地產的時候也蓋了好多房子。社會制度再怎么變，房子照蓋。房地產和建筑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必然關系。建筑和房地產發生聯系是此時此刻這個時代的特點。嚴格地說，建筑根本不是為房地產服務的，而是為了住房的人考慮，它是通過與房地產的合作來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從經濟上來看不是這樣的，這種關系讓建筑的智慧達不到獨立性。

　　經濟觀察報：你剛才說到“談判”，你也說過建筑對生活還有一個批判的角度，不一定完全是理論的批判，在商業實踐的過程中也應該有一個批判的角度。你在工作的過程中又要談判又要批判，不會分裂嗎？

　　張永和：不分裂。批判這個概念是從馬克思主義里來的，不是文革那兒來的。說到批判，以前咱們中國熟悉的版本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最后就有一個暴力革命。批判是前提，批判完了就去革命，把批判的對象給消滅了，那就是文革。批判之后，就要有一個行動。但是二戰結束，到50年代有了新馬克思主義。人們開始懷疑暴力革命，因為成功的例子很少。新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了，而是參與其中。怎么能又參與資本主義又當馬克思主義者呢？這里有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在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能本來就存在著這個可能，這就是批判。建筑師和知識分子的功能可以說是偶合。藝術家畫畫的時候可能會想市場上需要什么，但也可以不想。可是建筑師不是這樣，沒有人找我蓋房子，我一個都蓋不了，要做建筑師首先要進入市場。如果你對建筑領域比較嚴肅，唯一的選擇就是批判地參與。說到談判，還有一個就是妥協。記得貝聿銘兒子和我說：他父親認為“真正的藝術就是妥協的藝術”。這句話用在建筑上特別合適，但是這句話要有一個前提——你要有原則，才有妥協，沒有原則就根本談不上妥協，壓根沒有底線可堅持何來妥協？我通過談判，在設計、在技術上做工作，把對城市、對建筑的想法和實踐往前推進了。只要沒有放棄底線，這個工作就成立了。

　　經濟觀察報：貝聿銘本人也說過建筑和政治的關系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也談到建筑師的策略，這個策略不僅僅是技術上的，也包括和現實社會、和政治的關系的策略。但是中國的情況比西方世界可能更復雜，也許中國建筑師在面臨與妥協對象的關系時是不是更難辦一些？

　　張永和：不是這樣的，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性。在西方社會，政府、商人等權力機構與建筑師之間的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然后中間還有協調的草根機構等等。建筑師的意見除了跟政府和商人發生關系之外，還需要和社區、草根機構發生關系。在中國就相對簡單，給政府做事就是對政府，給商人做事就是對商人，本質上做的工作沒有兩樣。我認為商人不是我們的對立面。但如果掌握了經濟、政治的權力的商人和政府官員認為建筑師對于城市的思考對他們來說不重要，那工作就比較難推進。如果沒有一個機制來平衡這些權力，那就是體制的問題。

　　過去25年，中國的城市發展都是以發展經濟為第一、絕對的目標，所以城市的可居性非常差，這在新的城市是很普遍的。而且現在還是建高能耗城市。于是形成大量不方便、不舒適、污染嚴重的高能耗城市。就像北京，如果當年早發展了地鐵，可能對北京的破壞比如拓寬街道之類的事情會少做一點。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城市的可居住性。

　　找回城市的肌理

　　經濟觀察報：就像你說的北京地鐵的問題，同樣的問題也是前門這個項目。實際是這個地兒已經拆了，最后就是落到SOHO中國手上，交到你的手上。其實這個東西已經是被破壞掉了的，那么建筑師職業功能還能起作用嗎？

　　張永和：還能起作用。前門的項目，它的文化性非常重要，本來老城破壞得就非常厲害。現在拆了是一方面，但是重建還有一次機會，到底建成什么樣，怎么建能延續這個文化，是挑戰也是機會。我關注的是這個區域建起來后是不是又方便又好用，成為一個老百姓都能喜歡、享受的地方，這是其一。第二就是跟文化有關系。原來的沒了，還能把什么找回來？對我來說，不是把式樣找回來，咱們按照式樣做了30年了，沒有做好的。這里有一個本質的問題，以前的建筑技術，從材料到技術等方方面面都不存在了，一定要做，要花比真古董多出多少倍的投入，誰去做？

　　我就是在胡同里面長大的，胡同不管式樣如何，首先有一個尺度、有一個基本的視覺質量。所以我們覺得從城市肌理、從尺度、從視覺質量來看，這是能做的。如果胡同基本保住，寬度上盡量還是和原來一樣，我們把交通盡量組織在下面、在邊緣，基本是灰色的，所有將來的標識都做成統一的，生活的質感是以前的，只是建筑是新的。

　　胡同都有一個寬度，我們平時接觸的胡同是三到八米寬，窄到三米以下的也有。首先我們要讓寬度都在這個范圍內。一個是尺度問題，還有一個是密度問題。舉個例子，比如說歐洲城市有街區這個概念——block，典型的就是邊長在50米到100米，在柏林叫superblock，200米×200米。北京呢，最小的在大街上圍出的一塊地邊長是600米。這么大怎么辦呢？就靠這些胡同來通行，這個地塊太大了，算是另外一種城。所以英文翻譯北京的地塊就翻譯不過來，它不是block。后來中國的城市發展都受北京影響，腦子里面都有這種特別大的地塊。所以我們現在在前門的項目里面規定，區域內部大概30米就必須要有一條小胡同。胡同原密度是一個，其次就是胡同的尺度要和以前的一致。以前的建筑都是一層的，偶爾是兩層的。我們現在基本就是兩層，少量的有些三層的。當然最理想的狀況很難達到，但是起碼不會有很高大的建筑。

　　經濟觀察報：北京在前20年的發展中不斷膨脹、尺度變大，所以你這次回來做前門項目設計的時候，你實際上是讓建筑單位變小了。

　　張永和：又說到城市的肌理了，分格、分塊分得小了。

　　經濟觀察報：所有的尺度變小了，樓層不會高，所以就會很貴。這樣的話，反而就變成一個很奢侈的生活了。

　　張永和：其實建筑師沒有多少可以選擇的余地。做這個項目，我覺得我能認可，就是主要它是做商業。我是北京人，在東四出生，家住王府井(25.10,-0.85,-3.28%,吧)的一條胡同里。每次換一個地兒都是往外搬，到現在都搬到這兒(海淀)來了。你問問老北京有這樣經歷的，不光是我一個人，除非你極端有特權你才可能(住在城里)。

　　把大片老城的肌理改商業實際上是讓它公共化。雖然我住不起，但是我可以逛得起，我可以吃得起這頓飯，喝得起這杯茶。所以這個項目大部分都是商業的，然后還有精品旅館，只有一點點住宅。

　　經濟觀察報：現在有很多外國設計師來中國做各種實驗建筑，中國本土還有很多體制內下來的力量，他們還能說話；也有包括像你這樣從西方回來的第一代建筑師、包括現在還有新一代從國外回來的年輕建筑師，各種力量都在里面發聲。北京整個的建筑面貌，在其他城市類似的情況可參照嗎？

　　張永和：中國的這個歷史階段真的是很獨特。從建筑上來說，中國這些年，不管是本地建筑師還是外國的建筑師，絕大多數建筑師工作的質量都是不算高的。也就是說咱們現在的問題是平均點比較低。比如說你去瑞士看，好多極平庸的建筑，可是它不怪異，人家真正最好的建筑那就真是世界水平。而中國呢，少量的好建筑也會相對越來越多，但是中國的整體城市面貌真是不容樂觀，現在全靠老底子。

　　經濟觀察報：這個老底子是？

　　張永和：老底子就是原來城市的肌理比較好，比如上海浦西，每個人都喜歡。它不是新的。而浦東相對而言就不如浦西宜居。浦西浦東是新舊城市最好的對比：同樣的氣候下，浦東半個城市是空的，另外的浦西半個城市別提多火了，不夜城，密度也很高。現在的問題就是為什么不接著蓋浦西呢？為什么不把浦東參照浦西蓋呢，那上海還得火啊。上海顯然不是生產型的經濟，是所謂服務型經濟。服務不是指開飯館，而是金融，包括我們干設計這些是服務型經濟，不是制造業。中國在這25年以來，以深圳作為新的城市化發展的參考系，沒建出來一個好的新城市，因為都是僅僅以經濟發展為目的。但郊區是不是能改變、新的小城鎮是不是可以變成宜居的呢？

　　經濟觀察報：這種好的可能性會發生在哪些區塊呢？

　　張永和：現在來看，老城的可能性比較小。大量的工作實際上是在新城區，都是在外頭。現在需要的是一兩個好的新城的例子，如果老百姓喜歡了，那政府、開發商也就跟著轉了。可能這個工作應該是建筑師、規劃師等一些專業人員首先提出來。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消極的批評太多了。

　　在MIT的建筑教育改革

　　經濟觀察報：你在北大的時候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課，比如文學和空間、電影和建筑。當時，這種教學方法，包括很多講座帶來了很多新的角度和學習方法。但是您也說有很多邊界的問題，那么MIT給你的空間大嗎？你有做一些新的嘗試嗎？

　　張永和：我已經去MIT三年了。

　　MIT在1865年成立建筑系，是美國最老的建筑系了，但是最老不說明是最好的。在過去二十幾年，它的那個系有的方面很好，但是核心建筑設計不好，所以MIT就全世界找人來改變它。他們最后讓我去就是他們想像我說的那樣改，但是要進行改革的話要有好多其他條件。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美國的大學的體制，即便是私立的大學也是資本主義里的社會主義角落，它不受市場制約。

　　美國的建筑教育在東岸是大本營，是相信從理論到實踐這個研究過程的。而我的觀點是這個過程應該是從實踐到實踐。第一個實踐是要相信建筑有一個自己的核心知識體系。現在好多學建筑的人談起來一會兒電影一會兒文學，建筑都快被其他的學科吃沒了。我原來就是這樣。第二個實踐就是跟今天世界上特有的問題對接。然后在實踐到實踐的過程吸收理論，吸收其他學科的知識。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我新請的老師都是美國、包括印度等世界各個角落最棒的中青年建筑師，開著事務所的同時教書。兩年多來，我把主要的核心學位的教程都給改了，到了明年我們就是一個新學校。在美國建筑系的排名榜上，MIT從我去前的第八上升到了今年的第二。

　　經濟觀察報：當時你從美國回來教書，有一些建筑實踐，接的案子都不大，在不同的案子里面，都有你的一些建筑實驗，十幾年以來，你對建筑的看法有沒有一些調整？

　　張永和：我希望是變成熟了。比如說我們原來對材料的研究還很不夠。現在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面對，包括可持續發展。建筑怎么蓋才輕？用什么材料能做到輕？房子之所以需要基礎是因為它重，輕了就可能不需要基礎了。第二個是工業化。一個工業化的系統能保證建筑質量，而不是靠個別工人來保證質量。這種研究也是現在我們正在做的。建筑師最終其實是對物質世界的興趣。

　　在MIT，生物制藥方面研究出來很多成果，最好的最有效的會被工業化、商業化。建筑也應該如此。我推的這個“實踐到實踐”，就是要往這個方向走。美國的大學分研究型大學和普及型大學。所謂研究型大學，實際上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生產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