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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膜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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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擔心的是滲漏得太多而不是太少

　　朱建國在5月上旬考察山區河道時發現，工程正在永定河及其支流老河床上開挖新河道。聽工人介紹，河道修復采用的方法是先挖深河道，然后鋪10厘米厚的黃土，經二次軋實后再鋪一層塑料防滲膜，最后在上面覆30厘米厚的黃土和回填40厘米厚的砂石與鵝卵石。

　　朱建國提出:這個膜與5年前圓明園鋪膜事件中的膜有沒有區別？鋪膜會不會影響河道地表水的下滲，會不會影響河道地表水與地下水之間相互補充，會不會影響永定河地表與地下之間水生態過程的正常進行？

　　記者于5月初現場采訪時發現，門頭溝妙峰山鎮嬉水灣附近永定河干流河道有施工跡象。工地雖然沒見有工人施工，但看到附近堆放了許多直徑約四五十厘米、寬約五六米的成卷的灰白色塑膜。塑膜有厚薄兩種。記者分別剪下一塊，作為樣本。

　　在妙峰山鎮上游的丁家灘河段，工地施工正忙，有的地方已鋪膜完畢并覆土填砂；有的地方工人正在用“熱壓機”對剛剛鋪就的兩塊塑膜進行“焊接”。

　　“不鋪膜哪留得住水？”有位工人這樣說，“已經干了兩個月，還有10天這一段就該完工了。”

　　近日，鄧卓智辦公室。見到記者在工地剪下的兩塊膜時，他拿起薄的一塊說:“這種是土工布，跟穿的衣服一樣。它沒有經和緯，是無紡布。”

　　說著，他將杯中的茶水倒在土工布上，部分水很快被布吸收，而茶葉留在了布上面。鄧卓智說:“看，它是很好的過濾材料，不讓水把一些細顆粒土帶走。它替代傳統做法，能起到滲水排水作用，用在工程上較好。”

　　他說，這種膜沒人批評，多用在護岸上和臨水側。他指著厚的一塊說:“這種一般鋪在河床，它的芯就有人批評了。這種膜其實就是圓明園曾經用的，也就是土工膜。很多人認為它不可逆、不可降解，但我們認為它是很好的減滲材料。”

　　鄧卓智說，在嚴重缺水地區要做水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防滲問題。但怎么兼顧生態與防滲，研究與工程有時并不一致。

　　“就像這種膜，”鄧卓智指著較厚的那塊膜說:“它在實驗室里一片是10×10厘米左右，假定蓄水深度一米，一天下來，它的滲漏量是0。如果按此理論，就是滴水不漏，嚴重隔絕。”

　　“剛才所說是研究層面的，但從設計、施工和管理層面來說，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是搞工程設計的，以工程角度客觀地說，天下沒有不漏的防水。”他進一步說，防水膜要碰到搭接問題，就是你看到的焊膜，質量很難控制，肯定有漏點。此外，還有錨固、收邊、穿越管線等薄弱環節，很多滲漏點加起來，滲漏就會很嚴重。

　　他以自己做的奧運工程水系為例說，這是我國迄今為止質量監督、控制最嚴密的防滲工程，水底也使用了這樣的膜，還使用了其他防滲技術。但實際監測結果是，從2007年到現在，每年水要下滲600毫米。

　　“我們擔心的是漏得太多而不是太少。”鄧卓智說，北京年平均降雨量為585毫米，即使讓它全部下滲，也達不到我們現在漏的這600毫米。何況其他的工程，其防滲遠遠達不到奧運工程的水平，當然會漏得更多。于是我們提出了“減滲”的概念。

　　在鄧卓智設計的永定河綠色生態走廊建設工程中，對城市段“四湖一線”的減滲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土工膜、防水毯、復合土等不同材料的試驗。考慮到工程這么大，最后定了土工膜、防水毯、復合土、原狀土等綜合的減滲方案，并確定了每天20～30毫米的滲漏量。

　　“這樣一年下來，就是下滲6～10米的水量，蓄水區滲下去的量10倍或大于10倍于年降水量。對永定河局部蓄水，實質上是補滲工程，蓄水區85％的水將滲入地下干涸的河床，按規劃，每年補給地下水1.0億立方米。”鄧卓智說，很多概念和實驗室研究，在工程上是不可能實現的。用什么材料能滲走什么量，我們要用監測數據說話，用量來說話，而不是用感覺說話。

　　鄧卓智說，研究與操作層面應該有更多的溝通與融合，最好請第三方進行認證，看看到底降解與非降解材料對環境的影響有多大，測查滲漏量到底是多少？“如果某些通不過環保認證被槍斃了，我就徹底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