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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一個民族走向現代生活的快車道。從1949年至今，經過近60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斐然的成績。截至2006年底，中國城鎮人口達57706萬，城市數量近700個，城市化率達到了43.9%，GDP總值和綜合國力分別躍居世界第四和第六，成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

　　然而，我國也正面臨著土地、資源、環境等嚴峻的挑戰。在進入加速城市化的今天，我們如何才能利用好城市化這把雙刃劍，避免重蹈發達國家城市化的覆轍？我們到底需要一個怎樣的城市化？

　　1月6日，來自中外城市領域的專家、學者、企業家在首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就此展開了深入研討。中國工程院院士鄒德慈在主題演講中一語中的地道出了與會者的心聲：“我們需要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即按照循序漸進、集約發展和努力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的城市化。”

　　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城市化

　　有關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化的規模超過發達國家的總和，是西歐的3倍，美國的4倍。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集中出現，環境與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資源相對短缺、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容量不足，逐漸成為中國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鄒德慈院士表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既是城市化的目標，也是城市化的要求。”他說，城市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的城市化更是21世紀人類偉大的社會工程。中國的城市化只會給世界帶來福祉，中國富強了，對世界是一個福音，絕不是一個威脅！但《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白皮書也在警示我們，中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

　　這一論點立刻得到了中外嘉賓的熱烈響應。國務院參事、建設部建設環境工程技術中心主任王秉忱大師認為，城市化進程中如何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中國面臨的重大課題。作為長期研究水資源的專家，他直言：“水資源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關鍵性的制約因素。因為中國是水資源非常緊缺的國家，又是水資源十分浪費的國家。構建節水型社會任務非常艱巨。”

　　據他介紹，目前，國務院有五位參事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早在九十年代初，黨中央國務院就提出中國城市水資源緊缺的問題，要求未雨綢繆做好工作。

　　記者了解到，王參事曾多次調研，向國務院提出中國城市水資源緊缺的形勢以及對策。在2007年溫家寶總理與參事的中秋座談會上，他第一個向總理建言，一定要重視我國城鎮居民飲水安全的問題,并引用大量數據加以說明，引起了總理的高度重視。

　　“我們必須想方設法把這個問題解決好。所以，我還會繼續關注這方面的問題，繼續提出有關這方面的建議。”王參事對與會人士說。

　　法國企業家、北京昇智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白立德從一個外國人的視角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中國的城市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的快速發展令世界為之矚目。但最重要的是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這是中國必須要選擇的一個過程。”

　　和諧的城市化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秦佑國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一是需要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以“綠色”為目標；二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和諧”為目標。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目標應該是“綠色”與“和諧”。

　　誠然，中國是一個有著近14億人口的大國，每年1%的增速就意味著1000多萬農民進入城市。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如何讓進城農民不僅僅是外來勞動力，而是城市居民、城市主人，對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和城市化的質量都將起到重要影響。

　　秦教授對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委員會為四位農民工頒發獎金和證書表示贊賞，希望今后能再做這樣的事情。他指出，“當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就在做身份認定。我希望農民工這個詞成為一個歷史，成為一個過去。當他們真正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城市公民，城市化進程當中的一分子，我們才是真正認同了他們。希望這一天盡快地到來。”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趙曉也表示：“往上數三代,我們每個人都來自于農民。現在，很多農民雖然進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已經有了第二代，但我們仍然會叫他們農民工。這就像黑奴的后代永遠是黑奴。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很有必要對城市主體進行研究。”

　　鄒德慈院士則認為，1月1日正式實施的《城鄉規劃法》對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做了法律保障。他說，這部法律明確提出了今后的城市規劃，是一種城鄉統籌的規劃。這說明，我們不僅僅關心城市人口的增長、用地的擴張，同時也關心農民的轉移，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城鄉規劃法》將有利于我們比較健康而合理地來推進城市化、健康有序的來增加城市人口、促進農村富裕勞動力合理的遷移和轉移，做好他們進城以后的生活、居住、就業、教育、醫療等等，有利于社會穩定、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創造。這一點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

　　具有人文特征的城市化

　　城市是人類文化的容器。當城市與城市中的人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對于城市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品位要求就會越來越高。城市特色也會越來越成為人們衡量城市品位優劣的重要標準。

　　曾幾何時，當城市建設為我們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雷同的城市規劃卻讓中國出現了“千城一面”。“特色危機”成了城市建設中的共性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不無惋惜地說：“城市建設中，許多文化、歷史遺跡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除了某些傳統留給我們的標識外，一個城市很難和別的城市有區別。實際上，在城市化進程中，對于我們人類最重要的恰恰是文化和文明。歐洲對于幾百年來文明的保護，應該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他建議，文化應該作為城市建設一條至高的原則。因為這個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各國城市政府討論而形成的關于文化繁榮應當是城市發展的最高目標，卻由于我們強調“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使得文化處于從屬地位。

　　秦佑國教授認為，對每個城市內部認同性的喪失，是造成“千城一面”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說：“‘千城一面’不是因為每個城市的多樣化不夠，恰恰相反，而是每個城市內部過分地講究多樣化，從而失去了內部的認同性，就是說，失去了對這個城市的氣候、山川形勝，歷史傳統、社會文化、民風民俗等等的認同。”

　　北京依蓮軒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劉博，作為京城第一位提出“人文地產”覺醒的開發商，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中國的城市化應該是在自然經濟主導下的，具有人文特征的城市化。我提倡人文特征，因為人文特征的概念能夠使得城市的價值最大化，它解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也解決了中國城市同質化的問題。中國需要這樣的城市化！”

　　那么，如何才能讓特色城市取代“千城一面”的現狀呢？與會專家紛紛開出了自己的“良方”。

　　鄒德慈院士指出，首先要保護利用好城市的歷史遺跡和傳統建筑，以延續地域歷史文脈；其次在城市規劃中，應有一批具有特色的城市設計、建筑設計和園林設計，構建令人賞心悅目的城市空間；第三充分調動城市的一些非物質因素突出城市的動人特色。

　　金元浦教授則從文化審美的角度表示：“文化要素、文化審美和藝術品格，以及城市所獨具的特色，以城市獨具特色建立起來的城市品牌形象等，應該是城市化進程中特別關注的方面。在城市建設中，一定要將這些要素通過藝術和美學的方式建立起城市所獨有的品牌，讓北京就是北京的品牌，上海就是上海的品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上對得起5000年的中國文化，下對得起子孫后代！”